趙延慶
偉大的抗戰精神淵源有自，是五千年來中華文化優良傳統、中華民族優秀品格的繼承發展和新的升華。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當然，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條件的不同，特別是“國”的實質和形式的演進，疆域范圍的改變，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勢等等，愛國主義的內涵和外延、愛國主義的表現形態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所謂愛國多指愛各自所屬的諸侯國。秦漢以后，則是大一統的華夏封建帝國，而且愛國與忠君往往聯系在一起。所謂“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南朝·宋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以文天祥為標志，愛國與忠君的觀念開始分離。到了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入侵，滿清政府日益腐敗，反帝反封建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題，愛國與忠君觀念，最終徹底地分割開來。不論愛國主義的內容和形態如何變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賴以生息的祖國的這種最深厚的感情不但綿延不絕，而且與時俱增。從公元前660年許穆夫人為救衛國而“載馳載驅”（《詩經·載馳》）；秦國人民為抵御外族入侵而喊出：“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詩經·秦風·無衣》）；申包胥泣血秦庭，救了晉國而謝絕賞賜；屈原以身殉國；漢代馬援喊出“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的豪言壯語，為東漢王朝靖定四邊，62歲死于戰場；東晉祖逖中流擊楫，誓復中原；岳飛、文天祥等著名愛國歷史人物的精神和事跡更為人們耳熟能詳。愛國志士、民族英雄，代不乏人。誠如唐崔顥的詩句所言，“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
中華民族從古代到近代形成了豐厚的愛國文化及崇高的民族精神，偉大的抗戰精神在其主要方面都與之一脈相承。岳飛、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夏完淳等歷代民族英雄堅決抵抗異族入侵、誓死不當亡國奴，表現出凜不可奪的民族自尊精神；“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侮）”（《詩經·小雅·常棣》），數千年來，以其強大的凝聚力，感召了無數華夏兒女齊心合力共御外侮；孟子概括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策勵著代代愛國志士不畏強暴，誓與敵人斗爭到底，他們“臨難不茍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這種英雄氣概，在歷代反對異族入侵特別是近代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都有光輝的表現。至于堅持正義、自覺為國家貢獻力量以至毀家紓難的奉獻精神更不鮮見。正是這種優秀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累經艱厄而不隳，在近代則避免了象有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完全淪為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地的命運。在空前殘酷、慘烈的抗日戰爭期間，更升華為以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不畏強暴、敢于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民族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侵略者的民族自強信念以及開拓創新、善于在危難中開辟發展新路的民族創造精神，堅持正義、自覺為人類和平進步事業貢獻力量的民族奉獻精神為內容的抗戰精神。
偉大的中國抗戰精神與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精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的兩支精神奇葩，有了這種精神就會誓死抵抗、血戰到底，不達勝利決不休止。西歐戰場特別是法國戰場則與此大相徑庭。英、法、荷、比聯軍的總體實力不弱于德軍，步兵師、坦克、火炮、作戰飛機的數量還略占或明顯占優。但是荷蘭5天投降，比利時18天投降、擁有號稱世界第一流陸軍的歐洲大國法國才46天，即宣告投降。在德法之戰中，德軍付出死亡27074人、失蹤18384人、受傷111043人的代價，法軍則死亡8.4萬人，受傷12萬人，被德軍俘虜150萬人。二戰史學者分析法國慘敗的原因時，多指出法國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英法同盟各顧各，缺乏互信；長期推行綏靖政策的惡果；戰備不足；軍事理論保守落后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其失敗的原因，但如果向更深的思想文化層面透視，還有一個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缺乏象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那樣一種精神支柱。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透射出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固然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面對法西斯侵略、國家存亡的危急關頭，從法國政府到法軍官兵彌漫著失敗主義霧氛，未經堅強抵抗、即將巴黎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巴黎陷落后，法國仍然擁有可觀的軍事力量、大量有效的抵抗手段和回旋余地，完全可以繼續抗擊，但他們不此之圖，法國第二集團軍群等部在法國東北部被德軍合圍，自認為抵抗已經無效，竟自動放下武器，50多萬人，一下子成了德軍的俘虜。在二戰中，西方國家數以十萬百萬計、裝備精良的正規軍，比較輕易地就當了俘虜，被俘者雖不以為榮，也不甚以為恥，其國內社會對此也不認為是不可接受的。這種現象除了政治和純軍事方面的原因以外，與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如戰爭文化、生死文化，特別是對人的生命價值、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的認知與把握之不同則不無關系。筆者無意于在此軒輊兩種文化。但是否具有中國人民的這種抗戰精神，直接影響到反侵略戰爭的進程和結果，則早已為歷史所檢驗。由于缺乏各黨派齊心合力、共同抵抗納粹侵略的團結意識、缺乏血戰到底的氣概和寧死不屈的斗志，盡管法國有強大的陸軍和當時占世界第三位的艦隊，仍然難免失敗投降、國家發達富饒的大部分地區被德國占領、政府成為德國傀儡的命運。中國卻以簡陋的裝備、窳劣的武器，苦斗八年，贏得了近代反侵略戰爭以來第一次完全的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除了其他諸多因素以外，偉大的抗戰精神不能不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致勝因素。
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值得炎黃子孫永遠繼承和弘揚。這筆財富，只要中華民族存在就不會失去其價值，但是卻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被人淡忘而縮水。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一個時期，沒有人提抗戰精神，也很少提其他什么精神，但是抗戰精神以及黨和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一切優良革命傳統卻象日月吐輝、水銀瀉地一樣自然無形地滲透著、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生活，規范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由此而形成了良好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和社會風尚。不論是在豐稔之年、繁榮時期，還是抗美援朝、國民經濟暫時困難那樣的非常時期無不如此，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一度出現了數以十萬、百萬計的饑民流動，如果是在歷代王朝時期，通常是極其兇險的，但是在當時，六億人民相信黨中央、相信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能夠與他們同甘共苦、帶領他們共度難關，因而勒緊褲帶，一心一德，比較平穩地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而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蕩。我國現在的經濟水平、物質條件與那時不可同日而語，但社會風氣反而不如當時，有的地方，不和諧因素比那時不少，甚至更多。究其原因，雖然有改革中轉軌轉制所帶來的難以避免的“陣痛”，但主要是社會成員特別是部分黨員領導干部淡忘或丟掉了包括抗戰精神在內的黨的優良革命傳統，丟掉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不同，物質財富消耗一點、丟失一點，通常僅僅意味著減少一點，而精神財富的丟失則同時意味著與之相對應的負面因素的增加，而且物質財富的短缺容易彌補，精神財富一旦缺失，則往往一代、幾代人也難以恢復。
抗戰精神的淡忘或消減也有一個客觀原因。新中國建立半個世紀以來，雖然經歷了抗美援朝、臺海戰事、中印、中蘇、中越等幾次局部的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但都不是全國性的戰爭，直接緊迫的外國入侵威脅，暫不存在，承平日久，難免產生天下太平的心態，而這是危險的。古人云：“天下晏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系辭下傳》）?！熬影菜嘉！保ā洞呵镒笫蟼鳌は骞荒辍罚?，歷來是中華民族的警世格言。當今“臺獨”勢力為了擺脫其在島內的困境，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默許甚至縱容支持下，懸崖滾石、瘋狂冒險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皷|突”分子等民族分裂勢力的活動未曾停息。日本政要一再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其右翼勢力“厭華”、“仇華”的勢頭有日見增長之勢，他們絕對人數雖不很多，但其政治、財金能量很大，而且有一定的社會基礎。2006年4月28日，日本內閣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這是1947年該法公布以來首次修改，重點是要加入“愛國心”這樣的內容。一國政府要教育該國學生愛自己的國家，這本來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但在日本，“愛國心”并不同于世界大多數國家一般意義上的愛國。目前，日本右翼活動是打著“愛國”的旗號，當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日本輿論也是瘋狂地打著“愛國”的旗號，聯想及此，不禁使人不寒而栗。盡管日本政要說他們參拜靖國神社是帶著“永不再戰”的誓言去參拜的。發誓“永不再戰”，自應肯定，但今后是否再一次發動侵略戰爭不是一句空頭誓言能保證得了的，必須有切實具體的政策及政治舉措，乃至象德國那樣制定并堅決執行嚴禁一切新納粹活動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證踐諾。筆者十幾年前在一次有日本學者參加的座談會上說過：日本政界多的是政客，缺的是能夠不囿于一黨一派一己的私利，從日本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把握亞洲和世界的大勢，作出富有遠見的戰略決策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家。有些政客慣于玩弄“鴕鳥哲學”或小孩子把戲，一邊否認發動侵略戰爭，美化侵略戰爭，謀求修改憲法第九條，不斷地拜“鬼”，加劇同周邊國家的關系，一邊說，他們很“樂觀”，相信能夠得到中、韓等亞洲國家的“理解”。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怎么能贏得亞洲國家和世界人民的信任。
我們現在講繼承和發揚抗戰精神，當然不是說馬上就要再打一場反侵略戰爭，但是不能不樹立憂患意識。談及憂患意識，在有些人看來，似乎只是國家領導人或某些杞人憂天的知識分子的事，這是錯誤的。太平盛世也要保持深刻的憂患意識，這本來是我國愛國主義的一個優良傳統，不論身居廟堂，還是僻處鄉野，“位卑未敢忘憂國”。杞人憂天，庸人自擾，固然不好，目光短淺，麻木不仁，尤其要不得。要科學地分析形勢，知彼不易，知己尤難，越是在和平時期，越要夷中知險，安處見危，洞燭機先，對內憂外患，保持警覺，預作綢繆?！皵炒鏈绲?，敵去召過”（柳宗元：《敵戒》），心中的憂患之弦不能放松。另一方面，也不能犯政治幼稚病，遇事過度反應，走上狹隘民族主義一途。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精神、民族精神的教育存在兩種偏向，一是在抗戰勝利或抗戰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周年紀念期間，大張旗鼓，過后則偃旗息鼓。一是教育的對象主要針對學生、廣大青少年，這當然是對的，但不少中年、甚至某些老年的所思所言所行與抗戰精神相悖的現象并不罕見。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有些人對那些閃爍著抗戰精神光芒的英雄壯舉和高尚行為，不以為榮，反以為傻，或者認為別人的高尚行為都是作秀。這種是非不分、榮辱顛倒的現象在不少場合成了“正?！钡模粗故遣徽５摹Ｓ行╊I導干部講愛國主義教育是對群眾說的，自己似乎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實際情況大謬不然。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應該心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而那些尸位瀆職的庸官，為了升官晉階，大搞勞民傷財的個人政績工程者，那些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者，更有甚者，那些官商勾結、官煤勾結、官×勾結、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白手拿魚”的人也可能侈談愛國主義、抗戰精神，但他們是真正的害國者、禍國者。在這些禍國者把持的地方和部門，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社會矛盾尖銳，一旦發生重大的社會震蕩，還能指望那些受損害的人民群眾象抗日戰爭時期那樣毀家紓難，舍棄親人、拼上性命去掩護黨員干部、掩護八路軍戰士嗎？“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樹立科學發展觀，并制定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順乎民心，合乎民意。各級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者真正勤政為民，廉潔自守，開拓進取，才能有百姓的富足雍熙、社會的安定和諧，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要對人民群眾進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精神、民族精神的教育，首先要加強對領導干部這個群體的教育，才能產生強大的感召力、說服務、帶動力。
偉大的抗戰精神有著豐富的內涵，有關學者在學理上自應深入挖掘，充分探究，貢獻于社會，但尤其要著重于實際踐行。任繼愈先生說：“越是抽象的越要具體”，我于抗戰精神亦云然。
?。ㄗ髡撸荷綎|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